犁铧:对“语言学转向”的自我理解

Posted on 07/1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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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语言学转向是一个重大而有趣的事件。纵览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各种流派,其产生及发展过程,无不与“语言学转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有名的两大哲学运动,“分析哲学的诞生”直接源于“语言学转向”,而“现象学运动”也与“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后期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也是“语言学转向”问题的直接继续。这次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虽然给人们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哲学派别和无法解决的纷争,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我们就会发现它同样是整个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是西方哲学认识之“环”“圆圈”的继续。

一、西方哲学发展的三个“后退”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几经兴衰几经转折,从表面上看每个时代自成特色、每个哲学家自成一体,好象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从总体上看,这种哲学发展不但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是人类认识历程的逻辑发展必然。如果我们从整体上看,西方哲学从“自然哲学”的产生到现在可以说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三个历史的“后退”。第一个后退可以说是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宇宙论”退到“存在论”“实体论”哲学;第二后退则是从“存在论”和“知识论”哲学后退到“认识论”哲学;第三个后退是从“认识论”哲学后退到“语言哲学”“现象学”,共三个后退四个阶段。为什么这里将这种发展称作“后退”呢?一般从一门学术的发展来看,它的发展朝向应该是“前进”,当然哲学也一样,我们也可以称这三个“后退”为三个“前进”,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的“研究对象”上看,这是一种由“指向外”退回“指向内”,由“指向远处”退回“指向近处”的过程,所以我们这里完全可以称这种历史演进过程为一种“后退”。这种后退我们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外在的宇宙、大自然→思想、知识本身→知识来源→知识的载体“语言”。更简洁的表达也可为:物自体→(现象)→知识→语言→…。

在哲学的第一阶段,哲学家们主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本质,哲学的对象是外在的大自然和远无边际的茫茫宇宙,这就是自然哲学和宇宙论时期。但是,当时,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困于不能完全把握大自然和茫茫宇宙,于是人们探索的重点“退回”到“思想”本身,求诸于内心,将“思想”等同于“存在”(巴门尼德),将“德性”等同于“知识”(苏格拉底),寻求唯一的“理念”(柏拉图)和“实体”(亚里士多德),于是产生了“存在论”“实体论”。人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讨论意见和绝对真理、讨论知识本身。经过这样抽象的讨论,哲学就发展成了纯粹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所谓的知识在现实中很难进行检验,于是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探求知识的来源和可能成了哲学的首要事情。人们的研究也就从“存在”、“实体”退回到“知识”的来源问题,探讨认识论的问题。这样哲学也就从存在论、实体论的“本体论”发展到了哲学“认识论”。这样也就产生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但是关于知识来源即从事物本身到知识的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不但“经验论”与“唯理论”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二者还受到来自“怀疑主义”(休谟)的挑战。最后,康德干脆将“物自体”与“知识”分离开来,指出了人类的知识只能是关于“现象”的知识。但是,这种说法是与科学是相违背的,于是人们进一步的“后退”,要么干脆研究知识的载体语言本身,或者干脆将“知识”与“现象”与“物自体”甚至“语言”等同起来,于是“语言学转向”和“现象学运动”产生了。当然,哲学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完全简单的依次进行,而是相互交错的,而有些哲学问题则是始终贯穿古今,比如怀疑主义的许多问题。

二、“语言学转向”的深层本质

由以上分析,“语言学转向”本身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人们由探索外在自然“退回”探索知识本身的结果,是人类“认识之环”的组成部分。当然,实现这一转向的,同时还有社会、理论发展的原因。1920世纪之交是西方理论科学的危机时期,物理学、数学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危机。而与物理学和数学相比,哲学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物理学和数学受动摇只是它们理论基础,这需要打破旧基础重新建立新的基础,但是哲学却面临失去其研究对象的危险,面临着“哲学的消亡”。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近代西方哲学中心问题即“认识论问题”几乎为现代生物科学和心理科学所占据,认识问题成了科学问题而不再是哲学问题。这样,近代西方哲学在打破古代哲学“本体论”之后建立的哲学“认识论”也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西方哲学在失去“本体论”之后又失去了“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弗雷格、罗素等)从研究纯粹的逻辑学走向了语言学,进而开创了“语言学转向”。

从表面上看,“语言学转向”是由于世纪之交的理论科学危机直接引起的,但是,从西方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来看,这其实是西方哲学认识之环的继续,是哲学发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西方哲学在历史发展上有两大特征,一方面是西方哲学非常重视思维的抽象性,这一特征导致西方哲学发展了纯粹的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又具有严格的科学精神,注重知识的现实经验性。知识本身就是蕴含这两重矛盾,一方面它要具有逻辑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又要有实证的经验性。然而,抽象的逻辑总是很难进行经验,而经验却是多变而不确定。西方哲学的第一个转变或“后退”就是从经验的自然哲学转向了抽象的“存在论”实体哲学;第二个转变则是从抽象的实体论哲学转到注重科学的“认识论”哲学;第三转变则是从注重科学的认识论哲学转到纯粹外表的语言哲学和现象学。这三个转变可以看作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这是一个不断抽象但却又寻求科学、具体的过程。这一矛盾不断推动西方哲学“后退”,其研究对象总是不断由外在现实物体“后退”地走向内在抽象的思想、知识、语言,这就是产生“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发展本性。单就语言学转向而言,实际上自从康德将“物自体”与“现象”、“知识”分离开来,语言学转向就已经开始存在了。当我们不再求诸于“物自体”,我们只有求诸于知识、现象本身,由求诸知识,我们最终会发展、“后退”到知识的载体“语言”,而如果我们求诸于现象,则“现象学运动”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最后,还有可能将语言与现象统一起来。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的“语言就是我的世界(界限)”(维特根斯坦)、“现象就是本质”、“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等等就是这种表现。

可以说,这种哲学的实质,其实就是人类认识之环的一种片面夸大所导致。我们从“现象就是本质”“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到“意义世界”“符号世界”“文化世界”(波普尔)可知这种哲学认识的逻辑必然。这种哲学发展的终极就是将世界限制在“现象”之中,将世界限制在“语言”之中。本来是世界分化出现象,分化出语言,但他们却倒过来将现象、语言等同于世界,甚至由现象、语言产生出“世界”来。虽然,人类认识世界是通过现象来认识,通过知识、语言来表达,可以说,知识和语言就是人对世界的把握,就是人类智慧成果的结晶,甚至就是“人的世界”。但是如果将现象、知识、语言等同于整个世界显然是片面的,本末倒置的。这种哲学的实质就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1]。这种哲学观的结果,在现实面前显然是可笑的,但是它确实又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2],它本身就是人类认识之环的分枝和副产品“人们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3]。但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我们就能弄清它的本来面目,不论它的表现是多么奇怪、诡异。当然,对这种哲学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成“胡说”而加以直接排斥之,而是认真分析其产生根源,一则可以深化认识,从中汲取其理论思维的成果,二则可以以之为戒,不重蹈旧辙。

三、走向: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

以上我们曾说,推动西方哲学不断“后退”的是知识的理论性与经验性这两重矛盾的运动斗争。这一后退过程表面上看是抽象与具体化共存,但是总体上却是使“知识”越来越远离它的“对象”。在第一个转变中,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纯粹的抽象,由外在的现实“自然对象”抽象为纯粹的“思想对象”,但这时知识毕竟还有自己所指向的“对象”;第二转变中,表面上看知识注重了科学和经验,走向具体,但人类研究的重点已经放在了知识本身,知识已经逐渐离开了它的对象;到了第三个转变,知识已经与自己的对象完全分离,最后退回到“知识”与“对象”相等同。这种远离对象和远离物体就是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征。

这种远离对象、远离物体,将知识、语言等同于对象,等同于生活,等同于世界,表面上看好象知识越来越接近“生活世界”,实际上已经完全远离现实世界,只在自己的“知识世界”里自我抽象、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物体”[5]。这是一种僵化的“知识世界”。这种“知识世界”一旦与真正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接触,必会显出它的幼稚可笑,从而失去它存在的意义,面临着解体。语言哲学将哲学研究的一切放在了研究知识的表皮“语言”,使自己已经远离真正的现实而走进了哲学研究的“牛角尖”。在语言的领域里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真正的真理,其实许多是已经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许多则是他们自己臆造而别人不能理解的。“…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才能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6]于是“…不是百家争鸣的繁荣,而是各行其是的芜杂;不是彼此对话的宽容,而是画地为牢的狭隘”[7]。他们通过研究语言而发现了“真理”,通过语言而泛化出了自己的“世界”。语言、逻辑的进一步泛化的结果就是结构主义的出现,就是将世界“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看到了事物的形式的一面,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离事物本身还远得很。这种结构化试图用一种“永恒”的范式去框套现实多种多样的事物,这已经走向了僵化。当语言哲学将这种片面性进一步发展和夸大,当它将逻辑的、语言的格式泛化到自然社会的所有领域时,它的终结也就到来了。现代西方哲学用来对付近代西方哲学的武器反过来又对准了自己。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用否定一切旧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方式来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哲学。而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将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试图建立的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体系”彻底打碎,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否认一切模式、规范和中心,粉碎整体,消解结构,提倡多元化、多样性、质异性。这本身是语言哲学逻辑发展必然。“语言学转向”是一次全面的“倒退”,它在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的抽象发展中最终退到了知识的最表层,在这最表层上去寻求“形而上学”(虽然他们在表面上都拒斥形而上学)的东西,这样它的失败必然会更加彻底,对它的否定将更加全面。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标志语言哲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进了自己的“死胡同”。由于语言哲学已经完全退到知识的最表层“语言”,这样它已经没有可退之路,所以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到了否定一切的后现代主义,并最终发展到“哲学的消亡”的可怕境地。西方哲学最终走向何方,谁也不能主观地预知。但是,哲学总是沿着知识的两重性的矛盾斗争即理论与经验的斗争继续前进。思辩总是不断的往上升,但它最终要终止在现实的生活面前。

 

注释:

[1][2][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105-106页。

[6][7]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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